#李登輝學
李登輝學系列活動之「時代的課題×世代的對話」研討會,今天邀請立法院長游錫堃蒞臨致詞。游院長回憶前總統李登輝有魄力、重然諾、理想性與不受行政程序束縛的個性,成為後來他擔任國家元首能夠多次修憲,終結國民大會、促成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推動國家進步,完成台灣民主化的重要原因。
李登輝走過了一個關鍵年代,見證歷史,參與歷史,也改變了歷史。曾在風雨飄搖之際,為台灣定下未來方向,使台灣成為華人文化圈的民主燈塔。
李前總統曾提到:「台灣對外的問題是自主,對內的問題則是民主。」他同時提到:「台灣如何在全球化的規則下,像與其他國家一樣與中國正常經貿交往(其前提是台灣本身的產業健全、就業充分、成長共享),同時以實力與智慧捍衛政治自主,提防失去經濟自主從而失去政治自主的危險,是我們不可忽視的課題。」
在我昨天研討會的發表之中,我曾提到我們所推動的「李登輝學」研究,其實包括了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Individual)、作為一種體制(Institution),以及作為一個時代(Era)等三個面向。作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李前總統從政時期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歸,同時援引公民社會的力量,推動政治改革;而在他卸任後,則以「新時代台灣人」的公民身分,持續倡議民主深化的理念長達20年。在他擔任總統的時候,他運用總統的體制權力,扭轉局勢;在他成為公民之後,他則提出公民倡議,希望能深化民主改革。而更重要的是,他一方面回應時代課題,另一方面也影響與改變了他所身處的時代。
那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怎麼樣的時代?
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巨變的時代。過去一年來,世界面臨著前所未見的巨變。除持續升溫的武漢肺炎疫情外,我們亦見證美中兩強的角力爭奪,同時還體驗數位時代的技術革新。這三者交互作用並加劇影響,2021年將繼續挑戰著每個國家的領導與治理。
武漢肺炎疫情自2019年12月在中國爆發,造成死傷人數已超過兩次世界大戰。近來病毒出現變異,疫苗的問世與施打未趕上疾病傳播速度,2021年是否能平息尚是未知數。而疫情對人類社會的衝擊是全面的,從個人生活方式、經濟活動到跨國經貿與政治,無一不受影響。
國際政經局勢的巨變,則以美中角力最顯著。中國借全球化崛起與壯大,刻正意圖改變世界秩序,不但用國家力量進行不公平貿易,更挾多邊主義圖謀單邊利益,以一帶一路、中國標準等戰略意圖改變遊戲規則,希望實現中國的大國夢。這使得美國不惜以全面抗中的方式,希望能扭轉中國掠奪式經濟行為。
而疫情還導致「無接觸經濟」成主流,並且大規模促使人們加速生活的數位化。5G所帶來的生活變革,則是新常態生活的基礎。線上、線下服務的整合、在地化、即時、個別化服務的需求,加深人們對數位科技的依賴。
也因此,眼前我們所面對的,不僅是少子化、能源轉型等大家都熟知的課題,我們遇到了在巨變之下,思維和行動都必須進行典範轉移的關鍵時刻。巨變造成世界政治、經濟與科技典範的轉移,然而,並非每個國家都能很好地回應如此巨變。在此三大巨變之下,台灣的防疫表現還有經濟表現舉世共睹。而在巨變環境中的創新領導與創新治理,則是讓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台灣世界好」的關鍵之處。
這也是為何台灣必須從「防疫大國」到「觀光大國」,建立國家品牌。過去台灣在世界上原本被視為兩岸關係的「麻煩製造者」,但疫情之後,中國成為世界的問題,而世界對台灣的認知則已改變。台灣雖然位處目前世界最大問題,也是民主國家最大威脅的中國旁邊,卻在防疫與經濟上表現優異,成為世界最安全、正常的國家。
而後疫情時代,台灣要藉著這次所建立「防疫大國」的品牌優勢,進而塑造「觀光大國」的形象,讓國際友人接觸台灣、想拜訪台灣,從食、衣、住、行、育、樂,體驗「台灣奇蹟」是如何造就的。我們從被動的防護,要走到在後疫情時代主動地「勇敢自信、世界同行」。因為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台灣是世界好!接下來,台灣應該好好發揮我們的民主力、資訊力和創新力,不只展現正常國家的樣貌,還要成為對國際社會有貢獻的成員。
我們產業的競爭力、我們社會的開放,自由、民主跟法治,還有在國際上,我們沒有威脅,還能來幫助其他國家。台灣藉由這樣的過程,獲得國家定位跟認同感,也讓國家光榮感更為顯現。民主讓我們的決策透明、開放,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國及全國人民的信賴。比較台灣跟中國在這次防疫的工作,呈現獨裁與民主政權面對疫情回應策略的不同,呈現了相當清楚的對照,這是我們的民主力。
台灣資訊非常發達而且自由流通,亦有資訊整合運用的能力。不管是戶籍資料、健保、出入境,這些資訊都是非常詳實而完整。這些大數據、資訊藉由數位匯流,提升政府效能,也成為我們做決策的依據。這種資訊力造就台灣未來國力基礎,未來國力的衡量標準其實不表現在硬體建設,而是一個國家的資訊整合能力。
台灣相對其他國家比較有彈性、有效率,我們很容易適應環境的變化,加上國民素質的提升,形成有競爭力的創新力。以國際脈絡來看,微觀行動的匯集,過去台灣人一次次用投票深化民主,我們的意志展現推動了台灣國際地位的改變,但國際關係不是台灣單方面可以決定的,巨變下創新的領導也必須洞察國際的局勢,以台灣為主體,引導台灣趨吉避凶。
我們所引以為傲的民主,是一種政體的型態。在數位匯流時代,政府的角色不是宰制,人民也不應該是原子化或破碎化的個體。台灣是小而美的國家,在民主力上面,符合民主的基本,是個非常動態的國家,這也反映在我們的制度彈性上。而台灣的資訊流也是很暢通的,若民主必須要讓人民作主,則數位時代必須要謹慎地處理資訊流。
台灣好不容易從「選擇的自由」,到可以「自由的選擇」,我們透過包括健保系統在內的資訊流的處理,來深化台灣的民主體制。而在全球化之中,透過資訊的流動,才能達到跨域的整合,才能有創新的出現。也因此,民主力、資訊力與創新力,這三者是一種互動的有機三角關係。奠基在台灣過去的民主化與經貿戰略成果之上,台灣需要下一個三十年的遠見,我們必須運用台灣的社會力、資訊力、民主力,讓台灣在下一個時代自信立足。而這,需要全體台灣人共同的參與,以及齊心的努力。
藉由李登輝學的研究,提煉歷史的同時,也讓我們能洞見未來。我們看到當時宏觀的局勢,也細究微觀行動的累積,同時給未來的創新領導與治理許多啟發。李總統在他所處的時代,帶領台灣邁向民主化、本土化與強化國際地位。那麼21世紀台灣要到哪裡去?台灣已用「實踐民主深化」、「豐富多元文化」,以及「與世界連結共好」來進行自我實現,展現出與世界同行的新台灣人樣貌。
在三大巨變之下,台灣的民主治理更完善,除了要有社會力、資訊力、 民主力,另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也得理順。民主就是制度要更完善,我們的制度強的地方就在台灣的巧實力,其他國家反而要來台灣朝聖,需要來了解台灣的奇蹟,而防疫的成功也的確讓台灣更有信心。我們運用巧實力,以自信來展現我們的微笑力量。因為,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台灣世界好!
民主化衡量標準 在 Hew Kuan Yau 丘光耀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四年前的今天,我为声援Zunar而写了以下这一篇文章。
509改朝换代,Zunar讽刺纳吉漫画的九条煽动官司被总检察署撤销控状,以为大马自此掀开新的一页....他今天继续用漫画斗争,到处都有地雷、陷进、埋伏,这就是开历史倒车的马来西亚。祝Zunar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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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敢講“國王沒有穿衣”?
文/丘光耀博士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畫連環漫畫出身的。
我15歲出道,初中三時在漫畫人出版社兼職當漫畫助理,師從黃奕棋,製作青年漫畫。高三畢業前,我就和關德輝、林德偉、葉國強等友人創辦了漫畫工作室,19歲就出版了處女座“族魂林連玉”。隨即還編輝了“林吉祥漫畫傳”、“周恩來漫畫傳”、“陳嘉庚漫畫傳”、“馬年論馬”、“哇哇聲2020”等調侃和挖苦馬哈迪的漫畫集。
去年我在籌辦亞洲漫畫文化館的過程中,和大馬著名的政治漫畫家祖納(Zunar)有多次深入的交流,我告訴他說,“我1990年大選就出版了諷刺老馬的漫畫書,比你在烈火莫熄時代用漫畫批老馬、挺安華還要早九年。”
然嚴格來說,我當年的作品是政治連環圖,祖納畫的則是單格政治漫畫。我需要用很多個格子(即連環圖),請多位漫畫助理分工,做大量資料收集,先有腳本,再有分鏡,分章分節來為讀者敘述馬哈迪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和司法等領域的倒行逆施。這種“說故事”的連環圖,現在西方新稱graphic novel,而我的作品內容不是杜撰虛構,屬non fiction,故政治連環圖當翻譯為political comic。
我再精彩的政治連環圖,也不及祖納“用一個格子”來作的尖銳諷刺,他的作品是屬政治漫畫(political cartoon)。坦白說,獨裁和威權政治領袖最忌諱的是政治漫畫,而不是政治連環圖。在坊間曾出版不少內容涉及重大政治事變、個別政治人物史和大思想家生平及學說介紹的政治連環圖,如上世紀末英文出版界就有一系列描繪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格瓦拉、托洛斯基等給菜鳥(for beginners)的政治連環畫叢書。近期有一本引起關注的新作品,則是由日本漫畫家藤原芳秀編繪的“李光耀的故事:塑造一個國家的人”。有人亦將這類作品歸類為documentary comic book。
不論是編繪政治連環圖或單格政治漫畫,其實繪畫技巧不及思想內容和批判立場重要。當然若能兩者兼具,則最理想不過。
尤其政治漫畫,它一般用單格或兩格來表現,線條簡單,且多數是黑白作品,很少獨立出版,往往刊登在主流印刷媒體的言論版。在享有充分新聞自由的國家,政治漫畫家的社會地位不亞於時事評論家,其影響力甚至還讓選舉政客感到害怕。
在自由社會,政治漫畫亦是衡量社會開放度的指標之一,它亦是制約政客的一道防腐劑,是影響社會輿論的重要工具。所謂一圖勝千言,一篇社論需要好幾分鐘來理解,但一則政治漫畫只需要幾秒就能消化。
故此,政治人物每每都會高度關政治漫畫。據悉美國列根總統每天翻開報章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自己有否被政治漫畫家“修理”。而英國首相丘吉爾愛將諷刺他的政治漫畫收集起來,甚至將一些最尖酸的作品掛在家裡,作為自我提醒不要犯錯誤。“如果漫畫家不再惡搞我們,偉大的日子即將終結。”
然而,在一個威權體制的國家,政治漫畫家基本是不存在的。首先,新聞自由受箝制,報章言論版自然不敢大鳴大放。編輯不僅受到惡法約束,不少還自我閹割。所以言論版編輯總是愛用“時事漫畫”來填滿版位,而時事漫畫作者,不論是館方的美術員還是外界投稿者,經常被要求不要有鮮明立場、不要為反對黨宣傳,不要“畫公仔畫出腸”,當迂迴一些,不要諷刺過火,不要讓內政部打電話來干預,最重要的是,切記要保住報館所有員工的飯碗。
故此,馬來西亞這種威權政治體制不可能出政治漫畫家,只有“時事插畫家”,並且他們不可能享有創作自由,一般新人是按編輯提供的點子來作畫,老手則是習慣了報館的作業文化,以“不退稿”,“不重畫”,“不為難”作為下筆標準。還有一點,一家報館的政治立場,不論是鮮明的抑或隱晦的,早就預設了新人和老手的創作立場,換言之,我們不可能在星洲日報和世華媒體旗下的報章,看到一則諷刺和揭露納吉在一馬醜聞的政治漫畫。
政治漫畫家的社會職能,是發揮寓言故事“國王的新衣”裡的小孩那種“大膽直言”的角色。然而,在大馬,所有的“小孩”都被惡法、學校、傳媒和社會賢達集體調教得很懂人情世故,“不要讓國王尷尬”,“不要蓄意搗蛋”,“不要阻人發達”。
根據我的觀察,近年有不少不安分守己的“小孩”,嘗試在高壓的環境下尋求突破。首先,這得感謝資訊革命的新浪潮,讓他們無需全然依附在傳統的主流紙媒來發表更大膽的漫畫作品。他們可以選擇在網絡平台上吶喊“國王沒有穿衣” ,儘管此舉博得掌聲,但沒有稿費可領。再則,這類作品,如法米(Fahmi Reza)一系列的納吉小丑圖,因高調嘲笑納吉,遂引起警方的注意,導致他被逮捕檢控,可謂惡法恢恢,處處地雷。
所以大馬的漫畫出版事業雖然蓬勃,但多數人寧願選擇創作的是連環漫畫,時事漫畫已經鳳毛麟角,政治漫畫更是敬而遠之。嚴格來說,祖納是最令人欽佩的一位大馬職業政治漫畫家,並且還是享譽國際的一支健筆。但他受到的待遇,卻是“一不三沒有”,如日前“警察總長宣布祖納不準出國”,“漫畫沒有出版社敢出”、“漫畫沒有印刷商敢承印”、“漫畫沒有書店敢出售”。
針對國陣打壓下的“三沒有”,祖納則是見招拆招,漫畫由他自己出版,書籍沒有標明印刷廠(抵觸出版和印刷法令),作品靠網絡上售賣,據悉反應不俗。
我作為亞洲漫畫文化館館長,在設計馬來西亞的展區時,特地預留了大約四分之一的空間,以玻璃展櫃來突出“祖納的政治漫畫專區”,包括展出他十位學生------獨立漫畫家群組(Kumpulan Kartunis Independen)的作品。亞漫館除了用四大語文介紹其藝術成就,也用一數碼電視循環播放祖納的漫畫奮鬥史視頻,以及在博物館的專賣店,公然擺賣他的一系列作品。
逢有海外的遊客到訪,在我親自設計的導覽內容中,一定給他們介紹祖納的作品。通過他的政治漫畫來揭露大馬的政治威權實況,取得十分顯著的溝通效果,不是因為我口才佳,而是他的作品實在棒。
海外朋友對祖納被政治迫害的連串遭遇感到驚訝。不僅出版品屢次被警察上門充公,漫畫家被扣上手銬帶回警察局扣留調查,還要面對九項煽動罪名,面對43年的牢獄風險。他的案件即將在11月22日開始審訊,精神折騰的噩夢將會接踵而至。
來自亞洲諸國的漫畫界同行,均對祖納的遭遇感到不解,為何在大馬,畫政治漫畫居然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
然而,國陣政府施加在祖納身上的桎梏和恥辱,統統在國際社會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國際漫畫家權利網絡”給他授予“2011年評論性漫畫勇氣獎”,他亦在2011年和2015年獲“頒赫爾曼哈米特人權監督獎”(Human Rights Watch Hellman/Hammett Award for 2011 & 2015)以及紐約保護記者協會在2015年頒發“國際新聞自由獎”給祖納。
祖納說:“如果連我的筆都有立場,我如何能保持中立”(How can I be neutral, even my pen has a stand)。他也說,“如果你無法擊倒他,那就嘲笑他吧!”
坦白說,我欽佩祖納的,除了他無窮無盡的幽默創意和調侃點子,一針見血的批判筆觸,更重要的是,他有不畏強權的英雄氣概,不為名利收買的藝術家風骨,以及對促進大馬民主化那股義無反顧的堅毅信念。
在一個充滿謊言的新聞國度,一個強權即真理的荒謬世界,試問敢拿起漫畫筆和腐敗集團周旋到底的漫畫家又有多少,他才是真正的超人!
煽動官司或許將讓他付出血淚代價,但他為我們拓寬的是敢講真話的“小孩”文化!這正正是當今馬來西亞最稀缺的道德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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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台南鐵路東移的拆遷現場,持續在新聞上重播。看到怪手彎下的霎那,住戶們的憤怒與倉皇離開的身影,還有現場聲援民眾的堅毅與淚水,都在在令人心痛、難過,也讓人感到不安。
讓人感到不安的是,這麼多年來、這麼多起讓社會撕裂、傷痛的土地迫遷爭議,為甚麼我們還沒有從中學習到教訓?為何至今我們的法規設計、都市規劃,還無法預先避免這樣的衝突發生?其他國家到底怎麼做,才可以在和平、保障人權的前提下,仍舊能讓城市健全發展?
#台灣與國際人權標準的距離
除了希望相關部門可以重新評估,是否能保存黃家的樓梯、檢討整個計畫推動過程,甚至平反居民汙名等工作,作為一個立法委員,我認為我們仍應檢討現行的法規有何不足,如何制度性地有所改革。
2017年人權兩公約的國際審查,來台灣的國際專家在結論中建議:台灣應該依據聯合國2007年通過的 #聯合國關於基於開發目的的驅離及迫遷的基本原則及準則(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Development-Based Evictions and Displacement),從拆遷的事前、過程到事後,全面檢討、重建台灣涉及土地迫遷的法規,才能落實人權兩公約保障的居住權、禁止強迫驅逐。
當時國際專家甚至建議,在台灣的法規全面完成檢討之前,台灣一切涉及迫遷的政策都應該暫緩,可見 #我國的法規與國際標準還有相當的落差。
我的辦公室正在研究,如何系統性地檢討迫遷涉及的法規。我認為,從事前、過程到事後,應該有三個層次: #都市規劃的民主化, #盡可能避免迫遷,最後是 #減緩迫遷造成的衝擊。
#都市規劃的民主化
各種公共建設、土地開發,幾乎都要以都市計畫的空間規劃為基礎。然而台灣的都市計畫,長期被批評民眾參與不足,往往已經設定了規劃的目標、方式,幾乎已經在機關內部協調定案了,才開始公開展覽、徵求民眾的意見。然後為了在期限內達成目標,往往已難以修正計畫,計畫也未必有社會共識的公共利益。
我認為要讓都市規劃民主化,應該要修正 #都市計畫法 強化都市計畫的民眾參與機制、專家審查機制,讓都市計畫有機會在定案前被充分評估、討論。也要學習德國的立法,嚴謹規範國家進行規劃時應該依循的原則,例如明定利益衡量原則,才能確保建立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共建設、都市計畫,並且預先解決衝突。
從上游管制,才能避免不合理的規劃方案,不必要的公共建設,乃至根本避免不應該發生的迫遷爭議。
#盡可能避免迫遷
當一個公共建設、都市規劃的大方向確定了,政府仍然有義務再思考:這個政府計畫是否會造成迫遷?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可以盡可能避免迫遷?政府要認知到拆遷家園,是對人性尊嚴與安全感最根本的傷害,所以國家有義務尋求一切方式避免迫遷。
在這個評估的過程中,政府要證明自己要實現的公共利益有多重要不可或缺、窮盡一切可能避免迫遷而不可得、與當事人展開真誠磋商、確保提供救濟的管道、正當程序、預先規劃事後的安置補償方案…
依照國際人權專家的建議,應該參考聯合國的準則以及經社文公約第七號一般性意見,考慮在我國的 #住宅法修法或立專法,明定政府避免迫遷人民的義務,並訂定相關的評估程序與原則。
#減緩搬遷造成的衝擊
當經過民眾參與、嚴謹的規劃,並且確認搬遷真的無可避免時,才會評估如何減緩搬遷對居民造成的衝擊,提供必要的安置、補償與協助,讓原居民的居住狀況不因搬遷而惡化。
聯合國2011年出版《失去你的家園:評估迫遷影響(Losing your Home: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Eviction)》、2014年出版《評估迫遷影響手冊(Assessing the Impact of Eviction: Handbook)》,建議各國建立完整的 #迫遷影響評估制度,面面俱到、有方法地減緩搬遷會對住戶造成的衝擊。所謂的衝擊,也不僅只是財產的損失,還包含對於工作、就學、精神、家庭層面乃至文化等各個面向的影響。
安置與補償,雖然也是很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卻應該是最後才需要被評估的一環。如果迫遷本來就非必要、不合理,即使有完善的安置補償,仍然是錯誤的。這是台灣長期以來有待釐清建立的觀念:高額補償或分配土地,不能成為迫遷的理由。
#與大家一起努力
從上游的都市規劃 #都市計畫法,到過程的評估如何避免迫遷 #住宅法或專法,再到預先規劃事後的安置與補償 #迫遷影響評估,台灣的現行法制有全面檢討的必要性,每一題也都是大工程,要克服的困難也很多。
希望同樣感到難過的大家,我們可以一起在傷痛中努力推動改變,不要讓台灣一而再地發生這些爭議與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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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提供選擇,主權歸於人民──讀《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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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民主化
民主的概念可溯自古希臘,然現代的民主概念則是誕生於18世紀末的西方。若要對民主進行定義,或可通過政體的目的(例如民主應包含自由、平等、博愛)進行,然而這可能會產生模糊的問題,故本書的進路係以「程序」作為民主的判準,即:「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程序是被統治的人民經由競爭性的選舉來挑選領袖。」這是熊彼得式的民主理解,簡言之,政體中的權力者是否係經由自由競爭且為公平、公正、定期且普選的選舉產生,這樣的民主政治包含了競爭(contestation)和參與(participation)兩個面向,並有分析上清晰之優點。然應切記者為這種形式的選舉僅為ꔊ薔D的「必要條件」而已,故依此方式選舉產生的政府可能是腐敗的、被特殊利益所操縱的或是無法採納公益政策的,不過,只要是透過這種方式決定權力者,這就是一個民主政體。
「民主是一種公共美德,但不是唯一的美德。」
而本書所關注的不是「民主」,而是「民主化」這一動態的進程,而在這過程中的關鍵即為透過前述之正當程序中所產生的政權取代先前非以正當程序所產生的政權。第一波民主化是源自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而在著作問世的90年代,正處於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中,根據作者分析提出的民主化浪潮(括號為民主國家數目)之時期如下:
第一波民主化:1828~1926(33)
第一波回潮:1922~1942(11)
第二波民主化:1943~1962(51)
第二次回潮:1958~1975(29)
第三波民主化:1974~(62,預估回潮將減少三個民主國家)
以今日的數據,依照經濟學人的民主索引2017,有76個國家屬於民主國家,這包括了完全民主與瑕疵民主(註1),對照於90年代初完成的此著作可以發現作者的預估是保守地準確,相較於前兩波浪潮中的約莫半數民主國家向威權政權(authoritarian regime,註2)的逆流,作者對於第三波的估計相當地指出今日的民主現況(且不減反增)。
而以浪潮(wave)來形容此政權轉化的過程我認為是貼切的,蓋民主化既是動態的過程,並非僅前進,民主化就像浪潮一般亦漲亦退,根據過往之經驗,民主化就像兩步前一步後般的節奏移動著(參照前述註解資料,第三波前進的比過往的都還要遠)。本書所關注的是第三波民主化,而促進民主化的因素參照70、80年代出現的民主政權可見得有:經濟提升(識字率、教育和都市化的普遍、中產階級擴大、民主態度成長)、天主教會領導反對威權、歐洲共同體及美國與蘇聯在80年代政策轉變為對民主的支持、因西班牙或阿根廷等國家出現民主所產生的滾雪球效應;相對地,參
照過往經驗可知造成回潮的因素有:對民主價值觀念薄弱、惡化社會衝突的經濟危機增長威權式強制解決方案的歡迎度、操之過急的社會經濟改革造成兩極化、保守份子決意把群眾或左翼或下層團體排除於權力外、恐怖統治或叛亂導致的秩序或法律崩潰、非民主的外國之干預、其他國家民主崩潰的滾雪球效應。不過這些因素因為各地域之不同,影響力也有所差異,亦即,民主化的漲潮或退潮可理解為皆係因某些一般原因再加上該地之特殊原因所致。就此而言,若除去外部因素(如外國壓力或滾雪球效應),則產生主要影響者有二:經濟發展與政治領導。國家的經濟發展未必
會產生民主的轉向,然而經濟發展卻與民主化具有高度關聯;同時,社會中的人民與菁英對於民主的態度,以及政治領袖所為之行動,則是使得民主化實現的關鍵,「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因素的存在,係為創造民主之條件,然而浪潮無法創造民主政權,浪潮為肇因(causes),民主得以出現有賴於政治領袖與人民作為肇端(causers)之行動,主體行動之實踐,才可能創造民主政權。
而,民主化的過程是一妥協的過程,無論是公開或私下的協商,參與範圍皆擴大,更多人或團體得以參與權力競逐,並依據公開協議或默契獲得權力(且同意採取溫和立場),在這(參與及節制間形成之)民主交易中使得參與者得以克制,這代表著暴力或革命之放棄,而接受現行社會、經濟與政治方面的基本制度(私有財產制、市場機制、軍方自主權或教會特權等等),並且透過選舉或議會來取得權力與政策提出與實踐。
於此,可提出一個問題,民主化既然代表的是原先的威權體制走向正當程序產生的民主體制,則原先的統治者何以願意放棄利益壟斷的狀態進行轉向?動機何在?答案是或因其等相信民主作為目的自身,或為將民主當作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一種代價、附帶利益(所以民主或許不是領袖原先所願促成的,而是意外也未必)。就後者之情形而言,原因可能是需要恢復正當性(註解3)、希望獲得國際尊重、國際壓力,又或者是選舉的風險更小(統治者可能認為他們能獲勝,因其控制著政府、資源組織,甚至是選舉)。固然反對勢力可能利益個別,惟若集結卻足以擊敗統治者,눊臚T波中這種爆冷門式的選舉結果並不少見,這也就促成不少國家的民主化。當然,統治者可能會舞弊,惟過度猖狂的做票將使得原先舉辦選舉的目的(恢復正當性)產生矛盾。另外,在第三波下所產生的外國觀察家對於民主化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因其等作為對於選舉公正性的監督者,若拒絕其之監督,亦將因此而削弱正當性。
威權懷舊症與二次輪替考驗
進入民主所帶來的自由,將使過往以秩序與安全為名所進行的威權體制減壓,然或會有些不適應這種失去原先秩序的感覺,所以可能出現「威權懷舊症」(authoritarian nostalgia),這在過往的威權壓迫相對而言較為輕微、取得一些經濟成就或領袖幾近自發地推動民主化的國家不難見得,例如西班牙對佛朗哥、祕魯對維拉斯科等。症頭即為受迫害的記憶漸消,某種程度上被過往威權時代的秩序、繁榮和經濟成長之印象所取代。
然而,人民對於政權與領袖的區辨能力將會左右民主之穩定性,故而即便發病亦無需過於擔憂。承前所述,向民主轉型的政權中原先的反威權聯盟將會分裂,政權的首任領袖將會被認為漸失效能,而人民亦或將會發現民主體制本身不能為國家所面臨的重大經濟、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故而領袖時常被看作是狂妄的、無能的、腐敗的,甚至,三者兼備。此時菁英與民眾從原先的歡騰中醒來,降低期望,而開始適應現實上艱辛的民主現實。然而,解決所有國家問題是不可能的,政府可能會失靈,而民主政治即為一具制度化的方式來更換政府之政體,畢竟,民主不代表所有問題
將被解決,而是代表統治者可以被更換,由人民選擇他們認為可以解決他們所欲被解決之問題的人來進行統治。
「當人們了解,民主政治只是解決專制問題的一種辦法,而未必能夠解決所有其他問題,民主國家就會越加穩固。」
又就民主之穩固,作者也提出了所謂「二次輪替考驗(two-turnover test)」作為衡量標準,亦即轉型初次選舉的執政團體若在此後的選舉失利而將權力轉移給勝選者,而勝選者又將權力和平轉移給次屆的勝選者,亦即二次輪替,則如此的政權即可被認為鞏固。這個測驗所得說明者有二:一為社會的政治領導階層忠於民主且願和平轉移權力;二為菁英與人民皆在民主體制內,即便出了紕漏,替換的對象是統治者,而不是政權本身。
結論
民主化與自由化並不相同,所謂自由化亦會發生在威權政體中,所謂自由化代表政體中的局部開放,然而並未開放自由競爭的選舉以決定統治者,所以自由化對於民主化而言並沒有決定性的關聯。舉例來說,90年代鄧小平開放了中國的經濟,但至今沒有人會說中國是個民主國家,因為他們(部分)自由化了,但是從未民主化,若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 D. Acemoglu 與 J. A. Robinson 的話來說,這就是一個有著閉鎖性政治與開放性經濟之組合的國家。
在第三波中,選舉是民主化的目標,也是工具。選舉所代表的是國家的靈魂—主權的主體乃是人民,人民透過意志決定這個國家的統治者,而在這樣體制下生活的人民,亦遵從著這個體制。走向民主體制也好,維持民主體制也好,不可忽視者為人民對於民主這個價值的態度與行動上的實踐。
https://vocus.cc/commentonbooks/5d4add24fd89780001fc5480
註1: https://pages.eiu.com/rs/753-RIQ-438/images/Democracy_Index_2017.pdf?mkt_tok=eyJpIjoiWkRKbU1HWmxNVEUwTW1FdyIsInQiOiJPdlltVFV0blFRQzZNVERCZHhVeitZRElmUGplOHh3NWs1d2wzVzdRS1JvNU1kVmUxQVRESU9LbEVSOVwvR1F4aG1PV1NlS0ZZcng4NzBcLzVNZ09JOUxiZU5TTEVPekVHayttOTRqQkQ5TkNzWGN08RlowQTZ0UzlUK0pDdm9PVGlcLyJ9 )
註2:本書中的威權政體代表相對於民主的不民主政體,故包含極權政體、獨裁政體等。
註3:於此,應有必要說明何謂恢復正當性,威權政權的正當性乃係奠基於政績,而當政績衰弱無法提升時,統治者所另尋之路即為透過選舉中人民的意志獲得正當性的補充。而政績作為正當性之來源,於民主程序中亦有其地位,然其之重要性於民主體制中則較為次要,蓋因民主政權的正當性主要來源係「程序」—正當程序的選舉以決定統治者。故即便民主國家面臨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或許無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但該能力並非其存續之關鍵因素,民主政體的存續取決於此系統對無能力解決此國家所面臨之問題的因應之道,簡言之,政體中人民對於體制之尊重與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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エル・プサイ・コングル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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